[8]这些权利分别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33条至第35条、第41条。

[14]同前注[13]，王连昌主编书，第20页。只是，2016年开始的监察体制改革、2018年关于监察制度的宪法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颁布和《行政监察法》的废止，尚未给效能监察以新的定位和归属。

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26页。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3-65页。[70] 市场或社会自治优先原则，可以让政府将其有限资源用于应当发挥作用之处。政府绩效管理作为一种源起于西方的观念，整合了新公共管理和政府再造的多种思想和理念，因而被普遍认为是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技术和工具。制度效益最大化原则要求：①在收益差不多的情况下，成本最小的方案。

因此，可以认为，针对上述可能的冲突，第三个方案是坚持依法行政原则，并在该原则中嵌入灵活的、可适应改革发展之需的授权或其他装置，从而为效能原则的依法应用提供框架和空间。被告以原告申请超出《工伤保险条例》第17条第2款规定的1年期限为由[50]，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而效率原则的含意是行政机关在行使其职能时，要力争以尽可能快的时间、尽可能少的人员、尽可能低的经济耗费办尽可能多的事，并使之办得尽可能的好。

[48]宝珀有限公司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异议行政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2)一中知行初1201号。于是，X是侵害相对人最小，但收益(10)与成本(30)明显不合比例。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主流学说之外的境遇，并没有让效能、效率或效益原则在行政法学者视野中彻底消失。效率与质量的结合，就是既追求节约、经济又考虑产出价值的效能。

[47]当然，在特定案件中，判断某个程序设置是否符合该原则，仍然会有新的争议、新的司法论理出现。或者，③在成本变化会带来收益变化的情况下(即成本最小但收益也可能很小，收益最大但成本也可能巨大)成本—收益最适当的方案。

胡建淼主编：《行政法教程》，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3-49页。第二，效率原则不能作为检验执法和适法的标准[15]。[85]周佑勇：《行政法的正当程序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19-120页。②私人利益在已经应用的程序中被错误剥夺的风险，以及如果存在任何增加或替代的程序保障，这种程序保障可能具有的价值。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4-45页。[49]北京希优照明设备有限公司诉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行政决定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0)沪一中行终字第90号，《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7期。[43] 2.效率与违法超期决定 行政活动必须遵循法定时限，是对行政机关的一项程序要求，其本身就被认为是行政效率原则的具体要求之一。[88]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修正)第15条规定：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人身、财产或者公共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这一限制人身自由的约束是不需要以听取意见为必经程序的。

行政效能需要考虑目标价值的合法性/正当性、手段的有效性，也会将行政相对人的损害纳入成本—效益计算之中，在目标/目标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对相对人利益侵害(即成本)最小的手段，无疑是手段效益最大化的。[20]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行政法学理的更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8-109页。

[20]此外，也有观点并不是把行政效率原则或效益原则作为衡量行政活动的一种标尺，而是将其同等地适用于对行政相对人的效率的促进[21]，或者是对行政法律制度体系的整体要求。行政法及行政学不仅是分道扬镳，且在法学界份量是前重后轻。

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效能的监督检查，可谓自古以来就存在。虽然这两个考量经常交织在一起，撤销重作判决的效率权衡含有对诉前和诉后行政效率的综合评估，但毕竟是不能混淆的。三、制度建构论上的规范内涵 行政效能原则的规范内涵究竟是什么？如何以行政效能原则衡量行政活动？当行政效能原则与其他行政法原则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恐怕是思考行政效能原则应否成为行政法一般原则的学者都会虑及的。例如，2018年7月，福建省霞浦县人大常委会为开展行政服务中心效能建设情况专题询问进行相应的调研[33]。[78]龙蒙诉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人民政府、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乡政府案，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津0113行初177号。例如，1999年《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指出，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又要提高行政效率，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证政府工作在法制轨道上高效率地运行，推进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当今，行政机关在制度建构上的巨大作用力是公认的，其已经远远超出权力分立理想学说中的执法者角色。[59]施密特·阿斯曼更是明确提出行政法学方法论的两个面向：长久以来，法官的法律适用决定了行政法学方法论之理解。

它就不能根植于对效能政府建设现实以及法律促进行政效能的作用的理解。反之，若有更重要的国家利益、社会公益需要照顾，就得以赔偿或补偿的方式救济受损的信赖利益。

……行政法学之法学方法论必须同时兼具‘适用(法令)导向的解释及‘制定法令导向的决定之学术。(一)初期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行政法学在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沉寂之后，开始逐渐复兴。

[78] 不过，淄博干式真空泵案李党林案的共同特点是：第一，被诉行政机关的超期决定都涉及存在对立利害关系的两方当事人。[38]周志忍：《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公共行政评论》2009年第1期，第34-57页。应松年、朱维究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2-58页。仅在市场或社会失效的情形下，政府才有进入、发挥效能的必要。

它就不能很好地创造或完善针对围绕效能展开的行政和法律现实的解释框架。或许，正因为如此，效能原则内含的、相对更具确定意义的效率要求，在裁判者那里得到较多的考虑和适用。

此处先从本文为何使用效能而非效率效益概念开始。否定观点似乎很容易成为主流，而肯定观点只是零星地存在。

[11]杨海坤：《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年第8期，第80页。应当注意，该书中被译为效能模式的英文原文是competence model。

[85]听取意见、利害关系回避、说明理由等程序，都有促进正确决定的可能。不过，这又牵扯到下一个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探究的最强意义上的效率原则的适用问题。[62]朱芒：《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困境及其突破方向》，《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第16页。据此成本—收益分析，法院和工伤申请人对实在法规范的解释更胜一筹。

[71]此处关于成本—收益分析面临的难题及可能的方法，参考英国学者安东尼·奥格斯关于标准制定(一种普遍存在的规制形式)的成本—收益评估的讨论。[87]因此，这种方法的可取性、有效性以及并存的局限性，都应得到充分清醒之认识。

但其也存在不可避免、难以克服的计算难题，会造成前后不一、混乱不堪的说理和结论。专题询问自2010年6月24日全国人大实行以来，地方人大纷纷学习和借鉴[32]，之后日益成为重要的人大监督方式之一。

假如确实有，也只会影响工伤申请人的主张是否成立。(二)制度建构论上规范内涵的具体要求 在此，制度是非常广义的，指的是关于正确和错误、容许和禁止、权利和义务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以及由一系列互动的规则构成的一个或多个体系，以及应用规则的政府或非政府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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